大风起兮云飞扬，

政治风暴兮人遭殃。

在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里，第一个遭受阴谋陷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。

它像暴风雨前的闪电，预示着动乱年代的到来！

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，在1967年1月15日的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：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（笔者注：指“文化大革命”），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，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。

首当其冲的将军

在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第28天，与社会上公开批判吴晗的同时，1965年12月8日至15日，在上海，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开始了党内军内对罗瑞卿将军的批判。

毛泽东对自称是“主席警卫员”的罗瑞卿，一向很信任。

1959年7月，庐山会议林彪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。之后，中央任命林彪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。

毛泽东还按林彪的提议，将罗瑞卿大将从公安部长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。

怀有政治野心的林彪，总是处心积虑，揣摸毛泽东的心态。

林彪利用他的职位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狂热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，号召全军指战员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，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”，“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！”

之后，林彪又相继创造一系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口号，什么“顶峰”，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”，“万寿无疆”，等等。

这一切，当时都使毛泽东高兴。他不仅把林彪看作是自己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，而且还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。

1965年12月2日，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里，批示：“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，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，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（即机会主义）的人们，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”。

这个“批示”，实际是不点名的点名。相距不过6天，12月8日，在上海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批判。

笔者看到这个文件时，正在北京市房山县五侯公社担任“四清”队长。当时感到很奇怪：“批示”的矛头是指谁呢？莫非军队也要搞“四清”吗？

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到会总计61人，其中军队高级将领34人。

中央常委的同志全到了，但是除毛泽东本人外，事先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议，不知道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。

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，从北京随身带了作战地图去。

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问贺龙：开什么会？

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：奇怪！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够知道呢？

周恩来总理说，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，但不知道开什么会。小平、彭真等也都不知道开什么会。

罗瑞卿11月25日到上海。这时上海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。罗瑞卿得知这篇文章是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消息之后，立即电告北京，指示《解放军报》提前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。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根导火线，竟给全党全国全军及他本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。

在上海，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说，他要到苏州去看林彪。

毛泽东说：去看看好，要他好好养，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，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。

罗瑞卿到苏州跟林彪作了一次谈话。妻子郝治平问他谈得怎样？罗瑞卿说：谈得很好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，罗瑞卿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。

作者访问贺龙元帅夫人薛明

1980年11月6日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家中告诉笔者，1965年12月9日，她同罗一起从上海到达昆明。罗是奉毛泽东之命到云南边界看地形的。而在他到昆明之前的8日这天，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，但是将军却被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。

罗瑞卿到达昆明的第二天，12月10日下午，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开会的事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？为何会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和保密呢？他满怀疑虑地打电话问北京。彭真同志说：

“只知道开会，不知道开什么会。”

12月11日下午两点，罗瑞卿夫妇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的子爵号专机从昆明到达上海。在飞机上，罗瑞卿一直伏身在地图上办公，直到秘书喊他，才知道上海到了。

罗瑞卿同夫人郝治平在虹桥机场走下飞机，发现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。

郝治平告诉笔者说：这天，吴法宪一改往日奴颜婢膝的模样，满是横肉的脸孔，冷若冰霜，罗瑞卿感到有点异样。往日，吴法宪见到罗瑞卿，总是低头哈腰，毕恭毕敬，连开汽车门、穿大衣、脱大衣这些小事都做。

过去，吴法宪曾肉麻地对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说：“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。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，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作父亲。”

吴法宪，今日怎么改变了面孔呢？

罗瑞卿夫妇怀着满腔疑虑，被安排到建国西路618号，后来是波兰领事馆的小院里。周围警卫森严，如临大敌。将军失去了自由。

将军失去自由

1980年11月6日上午，郝治平同志沉痛地回忆着这段往事，详细谈到上海会议前后的情景。这位16岁投身革命的“三八式”老干部，长得端庄、白净、漂亮、大方，谈起丈夫受的摧残，禁不住热泪淌流。她对笔者说：

“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就失去了自由，连续八年过着惨遭磨难的生活……”

罗瑞卿被勒令交待问题。当天，周恩来总理、邓小平总书记找他谈话。周恩来总理说罗是没有罪的。是林彪揭发罗的问题。林彪揭发，今年二月罗让刘亚楼转告叶群，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点意见。这四条意见，叶群在这次会上做了揭发……

罗瑞卿头上像被人打了一闷棍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他交待反林彪的问题。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，当妻子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，罗瑞卿流着泪说：开会了，说我反对林彪，封锁他，对他搞突然袭击，反对突出政治，说我伸手。我没有伸手！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。我没有封锁他。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。有些问题我向总理、主席讲，听他们的指示，这是应该的。而且林彪是知道的……

罗瑞卿整夜没有合眼。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林彪呢？罗对郝治平说：这几年，我为了工作，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有些事情直接请示了毛主席或军委其他副主席。对此，他是多疑的，也是不满的，但这说不出口。其次，我和贺龙同志打交道，他怀疑我和贺龙有什么暗中活动。在林彪看来，我不应该“超”过他去请示主席，不向他直接汇报工作，引起他的嫉妒忌恨。

1959年，林彪推荐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后，曾对罗瑞卿说，我的身体不好，又不常在北京，你有事情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，可以不经过我而直接去向党中央请示。

但是，当罗瑞卿真的这样做了的时候，林彪却又不满意了，断然下了整掉罗瑞卿的决心。

郝治平说：林彪为什么要整掉罗瑞卿？正像后来罗瑞卿所说，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，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。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来，就下了狠心，要整掉我。

罗瑞卿190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，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，从事革命活动。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，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29年由党中央派到苏区，参加工农红军，历任红军大队长，纵队、师和军政治委员。1932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时，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，被敌人打伤了腮部，自称是“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”，“死”而复生，身负重伤，仍继续指挥作战。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罗瑞卿相继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长方面军保卫局长，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，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。1936年起，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、副校长，为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军的人才。

1939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。1940年，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。在艰苦的岁月里，转战太行山区。抗战胜利后，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，面对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复杂的斗争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罗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、19兵团政治委员，参加解放平津等重要战役。

建国后，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、政治委员。1959年后，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部副部长、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。

邓小平代表党评价罗瑞卿说：“罗瑞卿同志是为人民所热爱、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。”

但是，像罗瑞卿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，也难于逃脱劫难的袭击。尽管他是上海会议的主要当事人之一，却被抛在上海会议之外，像一头猛狮囚禁在铁栏里。

诬陷的迷惘

1965年夏天，林彪、叶群在一部分人中散布谣言，诬陷罗瑞卿“有野心”，“有事不跟林彪商量”，“不向林彪请示”，“正在组织班子，又是提级又是提职”，蛊惑人心，煽动要“注意罗长子”，对他要“提高警惕”。

毛泽东听信林彪的谣言诬陷，加深了对罗瑞卿的不满，甚至政治上怀疑罗瑞卿会“搞政变”；而这正合乎毛泽东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”的论断。因之，他没有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，断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“解决罗瑞卿的问题”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给林彪写信，编造诬陷罗瑞卿的材料。信中说：

“1962年5月到今年7月，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，我对他（笔者按：指罗瑞卿）产生了怀疑，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，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，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，他是不赞成的，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，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，搞了些伪装。……直到今年7、8月，在参加写《人民战争万岁》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讲演稿时，我才大吃一惊，才发现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。他不仅骄傲懒散，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，而且对你有反感，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你并驾齐驱，甚至超过你的形势。”

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接到诬告信后，于1965年11月30日，立即要叶群带着这位副部长、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的9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，乘吴法宪派的飞机到杭州，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。

林彪在信中写到：

“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。……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，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，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。如主席找我面谈，我可随时到来。”

叶群回到苏州，向林彪汇报杭州之行后，还谈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折中主义的批语，说这既是对1965年11月18日林彪来信的答复，又是对叶群到杭州汇报的书面答复。毛泽东信中说的“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……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”，指的正是罗瑞卿。

深刻的分歧

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，长期并肩战斗。长征中，林彪任红军一军团长时，罗瑞卿是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。红军到达陕北以后，林彪任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校长，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、副校长。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林彪出任国防部长，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，并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、总参谋长。两人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，曾经有过较好的感情。

罗瑞卿襟怀坦白，光明磊落，勇于斗争；艰苦朴素，密切联系群众。他那高大强健的体魄，惊人的精力，出色的工作，深受上下级的爱戴。林彪曾经期望借助罗瑞卿的才华和魄力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对他又拉又打。

但是，罗瑞卿是个正派人。他坚持原则，不信鬼，不信邪，不看林彪眼色行事，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

起初林彪对罗瑞卿越过他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，心里不满意，但又不说出口。这些年来，他因身体不好，经常外出养病，不在北京。后来，他发现罗瑞卿与贺龙元帅关系不错，进一步对罗瑞卿产生了猜忌。

罗瑞卿对叶群这个被称为“浑身上下都是假”的女人，十分看不惯。50年代部队评军衔，叶群伸手要评大校。罗瑞卿没买她的账，认为她在军队没多做工作，因此，只给她评为上校。叶群对此一直怀恨在心。

林彪提倡“突出政治”，实际上就是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，突出阶级斗争，突出主观意志，是毛泽东倡导的左的“政治挂帅”的新发展。1965年11月，林彪在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指示时说：“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”，“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，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“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。”“毛主席的话，水平最高，威力最大，句句是真理，一句顶一万句”。

林彪的这些过分赞誉毛泽东的话，在一个时期内，深得毛泽东的喜欢。他多次表扬林彪，认为林彪提倡的“四个第一好”，“这是个创造”。

1970年12月18日，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说，那时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。”

在毛泽东鼓励支持下，“突出政治”像狂风似的刮遍全国。是否突出政治，不仅成了辨别提拔干部的标志，也成了打倒所有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的大棍子。

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作法，遭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、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同志的反对。

1975年，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：“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，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，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。当时书记处讨论，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。”

罗瑞卿对“突出政治”，搞个人崇拜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。1965年6月，在讨论林彪为《毛主席语录》再版所写的前言时，罗瑞卿对“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”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。他说：“不能这样讲，最高，难道还有次高的吗？难道不能再高了？最活，难道还有次活的吗？”林彪提出：“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。”罗瑞卿说：“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讲，难道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？”

实践证明，罗瑞卿的意见是正确的。毛泽东在1966年7月也说，今后不要再用“最高最活”、“顶峰”、“最高指示”这类提法了。

罗瑞卿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，倡导和组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。1964年开展“大比武”，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、取消军事技术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先后13次深入基层了解情况，推动军事训练，显著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。

但是，林彪却诬陷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，“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，冲击了政治”，是“单纯军事观点”。说什么“不应冲击政治，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。”

罗瑞卿坚持政治与军事、政治与业务的统一，针对林彪的谬论，指出：“不能乱冲一气”。“既要突出政治，也要突出军事。”他说：“政治是统帅，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，否则，天天讲突出政治，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。”他认为，1964年的军事训练是“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”，不能因为练兵中出现一点毛病就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

林彪得知这些情况，对罗瑞卿更为不满了。一次林彪刚从外地回京，立即打电话叫罗瑞卿来见他。当时罗瑞卿正在开会，回话说：“知道了，待会儿我就去。”

林彪听完秘书汇报，气得大拍桌子，急得在屋里直转圈子。他突然停下来，抓起一张白纸写道：

“大捧别人，大跟别人，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，让他做绝……当作又一彭、黄也……”

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了！

1965年，林彪要把“突出政治”的“指示”印发到部队中去，并且提出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叶群如何发现了军事“冲击”政治的问题。罗瑞卿认为这样不好，坚决删去了当时在军队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叶群的名字。对此，林彪十分恼火。在林彪看来，罗瑞卿越来越不听话了，骄傲了，开始在工作中寻找机会刁难罗瑞卿，给他脸色看、小鞋穿了。

1965年5月，在一次作战会议上，经有关同志议定，要罗瑞卿作总结发言。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，指责罗瑞卿超越了他，说罗“搞背后活动”，逼令罗“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”。

事后，林彪又指使他老婆叶群拉拢罗瑞卿。叶群说，林彪只是对最亲密的人才发脾气，要他不要介意；还说林彪那时身体不好，要不是罗瑞卿，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的局面。

林彪还诬蔑罗瑞卿“封锁”他，不给他送文件。1965年5月2日，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同乘飞机到上海，看望病危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。当天晚上，罗瑞卿也去看望了林彪。

5月3日傍晚，罗瑞卿同杨成武在驻地花园散步时，坦率地对杨说，昨天晚上林彪批评了他，向他大发脾气。

林彪说，罗瑞卿“封锁”了他，不给送文件。又说，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说明词中，只提了“在周总理、罗总长的领导下”，没提毛泽东、刘少奇，没提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及其他老帅。

林彪还批评罗瑞卿独断独行，不向他汇报工作。又说对他搞“突然袭击”，是存心“折磨我这个病人”。

如何处理和林彪的关系，成了罗瑞卿工作中很感头痛的问题。他有时按林彪规定时间去汇报工作，林彪常以病为借口，拖延不见。若是直接去了，又说对他搞“突然袭击”，没有思想准备，搞得病人心惊肉跳，满身大汗。对于这种情况，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在《我的父亲与林彪》一文中曾这样写道：

“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。你若事前不打电话，车子开到门口，就说身体不好，不见。事前打电话，就说，不是说了吗？汇报用不着联系，要来就来。真的去了，又说，总是突然袭击……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，又说，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，一晚上都失眠。汇报时间短了，说匆匆忙忙，敷衍了事。时间长了，又说故意搞疲劳战术，想把人累死。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，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，要去汇报工作。林彪处回电话说，来吧。父亲不敢怠慢，那天天气很不好，大连方面大雨滂沱，但父亲坚持起飞，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林彪处。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，但事后硬说，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，是又一次突然袭击。”

死无对证的“四条”

郝治平回忆说，林彪要整罗瑞卿是早有预谋的。1962年，林彪为拉总参办公厅主任肖向荣，要肖向荣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。肖向荣感到有问题，不便单独去，就说：

“你俩一个是国防部长，一个是总参谋长，怎么叫我汇报哪？”

林彪气愤地骂肖向荣：你真蠢！

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后，林彪要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。林彪说，空军是个肥肉，你当司令员，这是个实权不能丢。林彪还将吴法宪由六级提升为五级。为此，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：胖子，林总多关心你呀！

毛主席点名要叶群从苏州直赶到上海开会，并且点名要叶群发言。

叶群既不是中央委员，又不是军队负责人。一到上海就给吴法宪打电话，要他到上海开会。

吴法宪到达上海叶群住处时，恰好正碰上总参作战部某副部长从她的屋子里出来。吴法宪刚进门，叶群就板着脸孔，要他揭发罗长子的问题。她告诉吴，林彪说，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彪，应该考虑考虑。你的发言不但应该作自我批评，而且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。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也交待出来，以表示你真正同罗瑞卿划清界限。

叶群的话，吓得吴法宪连声说：请报告林总，我一定跟他，坚决同罗长子划清界限。

叶群当即告诉吴一些材料，供吴在会上发言：一、罗长子反对林总的“突出政治”，海军揭发很多材料，送给了林彪，罗长子说，既要突出政治，也要突出军事。军事政治都重要，搞折中主义；二、我到杭州去向毛主席汇报，就是用海军揭发的材料，给毛主席看了原文；三、罗长子和郝治平两人到苏州搞突然袭击，要见林彪和我，事先没有通知，突如其来，使林彪很紧张。我们故意躲起来不见，使罗长子扑了个空；四、刘亚楼病重期间，向我（叶群）谈罗长子给他讲了四条，即林彪身体不好，应该让别人干，林彪可以退休，可以少管中央的事情，军委的事情交给别人管。

叶群进一步向吴法宪交底说：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，要解决罗的问题。

吴法宪再次感谢林彪、叶群对他的信任和器重，告诉他这么多的材料。并表示一定在会上很好发言，向大家揭发，绝不辜负林、叶的期望。

1980年12月6日，特别法庭公审吴法宪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是“林彪的一条狗”。他确实丧失了道德和人性，如他自己所说的“以林彪的意志为意志”，在会上向罗瑞卿开炮了。

会议开始，吴法宪编在由邓小平总书记任组长的小组里。这个组包括总书记在内，都不知道罗瑞卿有什么反林彪的情况。开始没人发言。邓小平指着吴法宪说：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，你先讲讲嘛！

吴法宪的声音很小，作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发言。

会后，刘少奇、周恩来分别找吴法宪谈话，核实情况。

叶群听说刘少奇、周恩来都找吴法宪个别谈话，很不放心。她怕吴有所变，特地来到锦江饭店北楼八层，来看吴法宪。

叶群虽不是中央委员，但却成了上海会议的明星和主角。她连续作了三次长达近10个小时的发言，给会议投进了一颗重磅炸弹。

叶群沙哑着嗓子说：

“同志们，因为我刚从‘四清’点上赶来，没有作好准备，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。"

近年来，她总把“四清”蹲点，挂在嘴上，显示自己深入农村，深入群众。

“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，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。以后，我发现了一些问题，又不敢轻率上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停下来，把目光转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，沾沾自喜地说：

“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，又掌握了公安大权，一旦出事，损失太大。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，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。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，这是无底洞……”

“1964年后，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。国庆节后，罗到家里来见林彪汇报工作，林总身体不大好，没听完就让他走了。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：‘病号嘛，还管什么事！病号不能干扰，让贤！让贤！’出门后又大声喊：‘不要挡路’！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。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，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。”

接着，叶群又信口开河，讲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转告她的所谓“四条意见”，希望她转告林彪。

这四条意见是：

一、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不退也要退。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；

二、要我好好保护林总身体，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，这一点就靠你们了；

三、今后林总不要再管军队的事情了，主要是落实问题，不要再去管了；

四、部队的事交给罗去管，对他多尊重，要放手让他管。

叶群还诬陷说：“刘亚楼对我说，‘你如果办好了这些事，罗总长决不会亏待你的。’……这时林彪同志才说：“罗长子是个野心家！’"

叶群怕谎言露马脚，发言后，立即指使吴法宪，一定咬住罗瑞卿的“四条意见”。吴法宪百依百顺，马上照办。他在一次会上，用手指着罗瑞卿，揭发说：“你罗瑞卿心怀野心，反对林副主席，向党伸手，阴谋夺取军权。你跑遍全国看地形，干什么？就是为将来自己指挥军队做准备！你！你……”

12月25日，吴法宪写信给林彪说：

“罗瑞卿反林彪，向党伸手，夺取军权，跑遍全国看地形，是准备将来自己指挥军队……”

叶群还指使海军政委李作鹏，以海军名义向林彪控告罗瑞卿。叶群在保密电话上说，罗长子有野心，想当国防部长，要林彪让位休息。叶群说，罗正在组建新班子，又是提级，又是提职。李作鹏当即表态说，请你转告林总，请他放心，我不会作对不起他的事情。

李作鹏随即纠合几个人，在1965年11月27日联名写信给林彪说：“总之，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有阴谋活动的，是想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倒算。”

李作鹏把这份材料当作重型炮弹，带到上海会议上去了。当时，在上海开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，对林彪、叶群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没有表态。刘少奇说：“未可置信”，陆定一说：“这真是奇闻！”

邓小平在上海会议结束前说：“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，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，对不对，有出入的都可以提。”

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，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：林彪同志说有，罗则说没有，刘亚楼已死，死无对证嘛。

对这次上海会议，郝治平回忆说：16日，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。他们告诉瑞卿，毛主席对林彪说，反对你，还没有反对我呢。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，还是一片好意。

对罗瑞卿问题，主席还说：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，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，挂几百年不行，还可以挂一万年。有什么就检讨什么。还说，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。主席讲，这个事，我们也有责任，没有发现，及时教育。然后就说，告诉罗总长回北京，回北京再说吧。

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，使叶群、吴法宪慌了手脚。叶群立即指使吴法宪，要他逼迫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证明。

翟云英说，她当时满脑子都集中在刘亚楼的病上，根本没有听说过所谓“四条意见”，也没有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“四个指头”。

吴法宪鉴于翟云英不肯为他写伪证，就对她下毒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多次批斗翟云英，说她关键时刻不站在林彪一边，把她打成“反革命”。

“面对面的斗争”

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，只“背对背”揭发，没有做出政治和组织结论。

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，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，在北京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。由总部、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，对他进行“面对面的斗争”。

3月12日，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，作了自我批评，但是他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。他说：

“至于野心家、阴谋家，要篡军、篡党、篡国，同志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，但请党严格审查。我坚决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做出公正结论的。"

这实际上，否定了对他所谓“野心家”的指责。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。

从3月12日至16日，相继有35人发言。这些发言，违背实事求是原则。许多同志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，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，夸大其词，捕风捉影，无限上纲。有的看风转舵，有的人身攻击，批判步步升级，给罗瑞卿戴上反党、反毛主席、“野心家”、“阴谋家”、“要篡军、篡党、篡国”等大帽子。

3月17日，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，要求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派人参加。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。

面对扑来的政治风暴，罗瑞卿要求核实材料，反对“凭猜测作结论”。这本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，但却被看作是“进行反扑，准备翻案”，完全剥夺了他申辩的自由。

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，不堪忍受各种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和诬陷，他宁可骨肉迸裂，也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，用他的死来抗争，来呼唤。他给夫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：

“治平：

会议的事没告诉你，为了要守纪律……

永别了，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，听毛主席的话！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、正确的、伟大的，你要继续改造自己！永远革命！"

将军写下这份绝命书，放在抽屉里，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，轻手轻脚地踏上住地通往楼顶的楼梯。

3月18日，在战火里九死一生的将军，以他刚烈的性格，高度的自尊，昂着头，跳下楼，扑向大地，自戕……

但是，他没有死，他摔伤了左腿，死神又一次从他身旁晃了过去。

对此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：“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。……在瑞卿同志看来，生命是宝贵的，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，这就是理想和信仰。”

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，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，单独和联合发言86篇。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，许多发言都是违心的，顺大流的。

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同志，敢于顶歪风，仗义执言，为罗瑞卿伸张正义。

彭真要求大家，只讲站住脚的材料，凡是站不住脚的，无把握的材料，都不要讲。他说，决不能使人感到讲过头了，有一条是一条，是三分不讲成十分。

彭真针对会议表现的过激情绪，指出：现在愤慨的人，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。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一样。

彭真在讨论工作小组就罗瑞卿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时，尖锐地提出质疑：“这些结论，合乎不合乎事实，事实的根据够不够？”

历史证明彭真的预言是正确的，但他却无力扭转当时的局势。

4月30日，中央工作小组做出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》.

5月16日，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《报告》，并且加了按语。指出：罗瑞卿的错误，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，是反对党中央、反对毛泽东、反对林彪的错误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。

按照这个莫须有的罪名，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在此以前，在上海会议时，罗瑞卿即已被调离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，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。

林彪通过整倒罗瑞卿，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，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，增添了用造谣诬陷手段整人的又一恶劣事例。

心脏还在跳动

罗瑞卿及其老人、妻子和7个儿女共11口人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。罗瑞卿本人被关押了近7个年头。但是，他始终保持铮铮气节，从不向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淫威屈服。

1966年12月24日这天，将军坐在柳条筐里被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里，同肖向荣、梁必业将军等一起接受红卫兵的批斗、示众。叶群化装成红卫兵，戴着大口罩，挤在19号看台上，观看着野蛮的血腥的批斗。

罗瑞卿被抬进会场。一滴滴血，从罗瑞卿受伤的左腿上，渗过柳条筐滴出来，从门口一直滴到主席台下边。将军不堪忍受侮辱，在喧天的狂叫中，他昂着头，挣扎着从筐子里站起来。筐子翻倒了，他高大的身躯，随着惨重地摔倒在地上。

正在这时，夫人郝治平也被撕扯着头发押来，站在他的旁边。她见到有两个人拿着照相机走来，不堪忍受这种侮辱，低着头不肯让他们拍照。

将军凛然地大喊一声：“抬起头来，让他们照！”两人眼睛里喷射怒火，仰起高昂的头颅……

林彪、江青一伙叫嚣医疗要为专案服务，一次次拖延对罗瑞卿左腿的治疗。1968年8月3日，吴法宪接到专案组关于罗瑞卿需要作手术的报告后，立即向叶群汇报。8月4日，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，说：

“林彪不同意。到现在罗没有搞到什么材料，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，现在不能动手术。”

吴法宪当即指示专案组：“对罗要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，把手术推迟到秋凉进行。”

罗瑞卿被改为“郝少平”的假名，被推上手术台，锯断了胫骨，去掉了股骨头，造成了终身残疾。住院期间，“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”，仍一次次拉他去批斗。

病房变成了审讯室。专案组一次次审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假党员？”“你要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！”

他再也按压不住心底的愤怒，提起尿壶向审讯者扔了过去。

1966年，在罗瑞卿初遭迫害的时候，罗瑞卿流着热泪对妻子说：

“长征时，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。解放后，我当过公安部长。我长期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，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的老警卫员，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！”

1958年，毛泽东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，罗瑞卿经过调查，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，劝阻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。罗瑞卿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，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，他竟以50岁的年纪，刻苦学会了游泳。当他把这件事向专案组说明时，却被他们斥之为“反攻倒算”。

罗瑞卿在生与死的搏斗中。忍受着数不清的磨难，忍受着锯掉腿的痛苦，以惊人的生命力，燃烧着生的希望，终于盼来了黎明。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。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，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。他以72岁高龄，以久病伤残之身，勇于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。他坐轮椅，扶手杖，下基层，到连队，下坑道，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。他豪迈地说：

“72岁我要当27岁来过，一条腿我也要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。”

1978年7月18日，罗瑞卿到联邦德国治腿。同年8月3日，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。

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生！

摘自《史无前例的年代》作者：纪希晨

《史无前例的年代》——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

作者：纪希晨

人民日报出版社